一年一度的端午節(jié)快到了，面對中國三大傳統(tǒng)節(jié)日，許多人又在為過度的“人情消費”送禮而“白頭搔更短”了。

近年來，最為社會各階層人士詬病，但又欲罷不能的習俗，恐怕非人情消費莫屬。“人情消費”沒有一條成文的規(guī)定，也沒有強制性的執(zhí)行機構，但所有卷入其中的人士都高度默契地遵循著某種不言自明的“潛規(guī)則”，什么場合、什么對象該有什么樣的“人情表示”，都不會搞錯，也不能搞錯。更讓人頓生驚悚之感的是“人情消費”超越時代的生命力：不管是保留歷史之根的農村，還是引領時代的都市；無論是信息閉塞的老人，還是新潮的青年；無論是量入為出的工薪階層，還是日進斗金的富裕人士；幾乎都為“人情消費”所左右。就覆蓋面而言，唯一可以與之相匹敵的習俗可能就是清明祭掃，而且在性質上，祭奠是否可以視作生者對逝者的“人情消費”？如果此說能夠成立，那豈不是等于承認祭掃因為“人情消費”而存在，而不是相反？

“人情”已失去經濟合理性

表現為特定場合送禮的“人情消費”，在小農經濟時代有其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合理性。在日常收入有限而人生重大場合支出龐大的傳統(tǒng)社會，個人及其家庭積蓄有限，“小額貸款”之類的金融服務極為有限，而且利率相當高，生活中因此自發(fā)地形成了親友圈湊錢幫助某一成員解決重大開支的機制，這就是“人情消費”最初的經濟功能。如果只是單純幫襯，原本不需要規(guī)定具體數額，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即可。但由于親友圈內在的就是一個“互惠圈”，今天你幫我，明天就該我?guī)湍?，禮尚往來是公共行為的邏輯，“人情消費”自然形成了“對等交換”的原則，而金額標準一旦明確，“人情消費”對送禮人的壓迫馬上顯現：現在“人情”的金額不取決于送禮者的能力，而決定于送禮的場合和受禮者的地位，而恰恰是這兩點，在“人情”不再具有經濟上的合理性之后，產生出越來越大的社會和道德的負面效應。

在經濟高速發(fā)展30多年后的今天，中國社會中完全需要依靠親友送禮來支付重大場合的情形，客觀上越來越少，“人情”時常就在親友相聚的場合直接就被“消費”了。這意味原本“化零為整”的集資策略，現在已經被重大場合的“化整為零”顯擺策略所完全對沖。問題是，辦事者可以不在乎親友的禮金，而親友中卻絕對不會沒有深感送禮壓力的人士。更令人不堪承受的是，翻箱倒柜湊齊的禮金被浪費了，而日后自己有事需要幫襯時，好不容易收來的禮金，又不能用于需要的場合，而只能在“夸富宴”中被糟蹋，這才是真正的“暴殄天物”，也是“人情消費”為深受其壓迫的人士所詬病不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