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重要的，是讓一切回到市場的原點，使市場經濟機制真正發(fā)揮作用。

早在2009年，江蘇曾經表示，他們將用兩年時間在全省培養(yǎng)1000名民營企業(yè)家后備人才。兩年早已過去，相對于當時的雄心與高調，這個集訓民企“二代掌門”活動的成效到底如何，卻似乎鮮有報道。不過在數(shù)年之后，作為中國制造業(yè)重鎮(zhèn)的佛山，推出了與江蘇類似的集訓“富二代”的計劃。

日前，廣東佛山市首批48名青年民營企業(yè)家結束了為期半年的國企掛職生涯。據(jù)報道，自去年11月底，佛山市委組織部挑選48名青年民營企業(yè)家，分派到36家國企掛職。他們中超過一半是70后至90后的“富二代”。佛山的民營經濟增加值超過4000億元，占全市GDP的比重超過60％。佛山民營企業(yè)進入新老交替關鍵時期，民營企業(yè)的繼承與壯大牽動著政府的神經。按規(guī)劃，佛山將確定800多家黨建重點民營企業(yè)，計劃在三年內重點培養(yǎng)500名青年企業(yè)家。

我倒不贊成網(wǎng)絡跟帖上網(wǎng)友對政府做法表達出的一邊倒的憎惡情緒，當江蘇與廣東佛山這兩個民營經濟相對發(fā)達的地方，都先后打出集訓“富二代”這張牌的時候，其所表明的中國民營經濟的斷代之虞，以及民營經濟未來的發(fā)展之困，無疑都是鮮明的。

這樣的一種現(xiàn)狀，之于中國這樣一個民營經濟成分依舊不那么龐大也不十分活躍的國家而言，無疑是一個亟須正視的問題。由此而言，佛山方面表示，民營企業(yè)的繼承與壯大牽動著政府的神經，亦是可以理解的情之所系，亦是值得嘉許的政治敏銳與市場觸角。但問題在于，佛山與江蘇不約而同選擇的集訓做法，是不是最好的應對之道？

不必諱言的是，中國民營企業(yè)始終沒有改變其夾縫中艱難生存的狀態(tài)，它的發(fā)展史總是與政府權力有著種種糾纏不清的曖昧與交織。而與民營經濟相對應的，則是體量巨大且永遠“霸氣”的國有經濟體，它們比民營經濟享受到更多的壟斷紅利，也擁有民營經濟無法想象的政策資源。

這樣的經濟成分結構，以及在一些地方存在的種種潛規(guī)則以及腐敗性權力，不僅在客觀上對民營經濟形成了進一步的擠壓，也使得一部分民營經濟最終不得不選擇退出“市場競爭”，這也是應當反思的事實。顯然，如果看不到這一點，也就無法真正了解一些“富二代”為何無意于繼承家族企業(yè)。

除了提供更加公平的競爭環(huán)境，建立更加符合市場經濟定義的市場機制，我們能拿什么來彌合民企的斷代之虞？至少我不太相信像江蘇那樣把“富二代”們送進黨校學習中國革命史、社會主義建設史，就可以讓他們理清這團亂麻，堅定起民營經濟的理想。

至于佛山將“富二代”送入國企去掛職歷練，似乎還算務實，但是我也不禁擔心：國企真的能向民企提供更先進的市場經驗嗎？更重要的是，當那些民企子弟一旦真正接觸到關于國企的種種真相，他們又將做何感想。

中國民營經濟的發(fā)展與壯大，正是在政府放開對于市場的管制并逐漸放權之后，才成為可能的。這無疑也正是解決當前問題的關鍵。

不論是江蘇還是佛山，政府的維系之情，連綿之意，都可以理解。在彌合民營經濟可能出現(xiàn)的“斷代之虞”方面，政府亦可以有所作為。但真正重要的，仍是讓一切回到市場的原點，使市場經濟機制真正發(fā)揮作用，使政府成為“守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