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深圳市出臺規(guī)定，擬推行公務行為終身負責制，實現(xiàn)責任到人、記錄在案、問題倒查，健全公務活動過程的資料保存制度。公務行為出現(xiàn)過錯的，責任的追究不因行為主體的職務變動、崗位調(diào)整而分離。

對公務行為及其過錯實行終身負責，可以視作對當前官員問責制的一種拓展，也是地方政治實踐中的吏治努力。這種做法值得肯定。但結合官員問責中浮現(xiàn)的種種問題，以及現(xiàn)實操作層面的局限性，公務行為終身負責制能否扎實“落地”，還是一個未知數(shù)。

長期以來，我國公務員的問責及退出機制建設滯后，官員能“上”不能“下”、出了問題的責任追究不力是一個痼疾。2003年“非典”帶動“問責風暴年”，官員問責機制逐漸在實踐中展開，并進入公眾視野。從近十年的社會反饋來看，我們可以作出這樣一個基本判斷：目前推行的官員問責制到了需要反思的階段。

近年來，不論是在責任事故還是在腐敗丑聞中，由于問責機制的不透明、不規(guī)范，問責措施常被視作堵住輿論嘴巴的權宜之計，甚至淪落為“政治作秀”，同時給官場潛規(guī)則制造了空間。相關責任官員火速復出，被譏諷為“帶薪休假”，往往使平息不久的輿論風潮再度反彈，侵蝕政府的公信力和公眾信心。

更重要的是，目前的官員問責制基本上是事后補救，在問題沒有暴露之前，權力缺乏有效監(jiān)督，依然按照其本身的邏輯運行。也就是說，官員過錯、失誤等不當甚至不法行為，被發(fā)現(xiàn)之后才進行問責，至于許多錯誤行為為何頻繁出現(xiàn)，哪怕被問責，類似問題為何共性般的前赴后繼地發(fā)生？

如果權力自身的運行邏輯沒有改變，問責只是一種不確定的風險，不具備足夠的威懾力，因此也無法遏制權力的惰性和尋租沖動。對公務行為負責應當貫徹整個過程，而不僅僅在出事之后的亡羊補牢。如果對公務行為的過錯缺乏事前制約機制，那么問責即使是終身制的問責，也是一種消極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