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科舉考試要求通曉民重君輕。例如，明朝隆慶進士黃洪憲的科舉制文《邠人曰》寫有“民為貴，社稷次之”。萬歷丙戌會試會元袁宗道的策試答卷，申說“帝天之命，主于民心”，闡釋“天為民立君，君為天重民”，主張君主“不敢一念一事，自先而后民，自貴而賤民，自勇而弱民，自智而愚民”，還以激切的文字抨擊“靡所顧忌”、“恣行胸臆”的暴君。這份答卷博得考官們的激賞，寫出“必雅抱忠忱，期攄匡翼者”的評語。天啟四年舉人艾南英題為《民為貴》的科舉制文依據“天為民而立天子”，深入解讀“民貴君輕”。黃洪憲、艾南英的文章均收入清乾隆帝下令編纂的《欽定四書文》，以作為衡文繩尺。由此不難理解，為什么自從《孟子》被列為科舉考試必讀書之后，朝堂之上、著述之中援引“民貴君輕”及其基本思路的事例越來越常見。在特定情境下，朝臣們甚至會依據“君為輕”而另立皇帝。
沿著這個線索，我發(fā)現一批重要的儒學命題始終處于統治思想的核心地位，構成官方學說的理論基礎。諸如被說成“反專制”的“天民相通”、被說成“人民主體”的“民心即天心”，被說成“非程序民權”的“湯武革命”，被說成“民主思想”的“天下為公”等等。只須大致翻檢一下《欽定四書文》就不難發(fā)現，凡是想走科舉仕途的人都必須弄懂這些道理。
由此可見，官方學說不僅沒有將這類命題視為異端邪說，反而將其奉為至理名言。試想，如果皇帝們張揚“君為輕”只是為了裝裝樣子，又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將它用作旨在選拔官員的科舉考試，以制度化的方式制造共識？難道帝制的統治者能夠高明到敢于用對帝制具有顛覆性的思想成批量地培養(yǎng)忠于朝廷的政治精英？
面對上述事實，我們還能輕易地斷言儒家反抗王權，批判專制嗎？還能輕信那些“著力突顯、提倡傳統文化的正面價值”的簡單做法嗎？
我的學術心得是：更為深入的研究必須直面“立君為民”、“民貴君輕”可以與帝制相匹配這一重大的歷史現象，以期對儒學與帝制做出客觀、全面、準確的認識和判斷。這項研究直接關系到能否科學地認識與恰當地評估中國古代政治文明及相關的思想文化現象，進而為探索建設中國現代政治文明的正確途徑提供可靠的學術資源。
良性的學術互動總是有益于學術發(fā)展的。但是，持不同見解的學者必須強化以事實明道理的學術準則。我們愿與持不同觀點的學者共勉。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 2009-03-22袁世凱宣布取消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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